1952年4月23日黄昏，台北一场细雨刚停，吴国桢走出圆山饭馆，预备驱车回官邸。他刚摆开车门，司机却猛地喊了一声：“轮胎不对劲！”几秒钟的查看，发现螺帽被悉数松动。吴国桢缄默沉静顷刻，只抛下一句低语：“看来连脱离宴席都要冒险了。”便是这一刻，他真实意识到，旧日居高临下的“蒋主席座上宾”，已成危墙之下的危楼之人。

　　追溯时刻，吴国桢1903年出生于湖北，小时候随父亲在北平读书，少年时代进入天津南开中学。那所校园里，他遇到了周恩来。两人年纪差着五岁，却由于争辩、话剧结下同窗友情。周恩来在话剧社反串女主角，拉着小吴跑龙套，观众捧腹大笑，舞台灯光下，两人约好“将来各显其能”。十一年后，这句玩笑话介意想不到的场合应验——而那时，他们已站在天壤之别的政治立场。

　　1921年，吴国桢赴美留学，拿到经济学士又进修哲学博士。期间，他和宋子文、宋美龄交游亲近。膏火绰绰有余时，是宋家帮他凑足；交际场合缺陪一起，也是宋美龄递来请柬。这层联络，为他日后进入南京中枢铺平了路途。1926年回国，他从教授走向政坛，一路升到汉口市市长，再到蒋介石私人秘书。蒋介石用人讲“心腹”，吴国桢恰恰契合：学历高、说英语、会做财政报表，还拿手应付。

　　汉口时期，吴国桢干过一件颇得民意的事——回收日租界。其时日本已在华北盛气凌人，租界旗号高悬。吴国桢摸清局势，宣告接收，街头鞭炮声整整响了三天。蒋介石大感意外：“有人说你墨客气太重，看样子不完全对。”正是这次露脸，让蒋决议进一步重用。

　　1939年重庆“陪都”建立，吴国桢成了首任市长。他提交的城市规划清晰写着“主干道、医疗、防空洞”三件要务；书面之外，他还加了一条口头告知——每隔五条街建一口公共水井，避免轰摧毁水管。必须得说，这种细节眼光拯救过不少老大众。日机轰炸时，山城火海，大众拎着木桶沿井排队，那些井后来被称作“吴市长井”。

　　抗战完毕，吴国桢转任国民政府中宣部长。这个岗位对外发声，对内宣扬。1945年8月15日，他用流利的英语向国际宣告日本屈服，也用相同流利的言辞帮蒋介石约束八路军、新四军在受降问题上的话语权。由此，他被列入发布的战犯名单，排在第24位。挖苦的是，他自己却一向等待国共和谈。重庆谈判期间，他逢人便说：“毛先生与蒋委员长握手，我国就有出路。”这种理想主义在其时的南京显得分外稀有。

　　1946年，吴国桢辞去中宣部长职，转任上海市长，想经过金融变革稳住溃散边际的商场。他推出的银元券、战时布衣粮食证，一度平缓物价狂飙，却挡不住内战阴霾。1949年1月，蒋介石宣告“下野”。吴国桢自称“旧疾复发”，交上辞呈，预备随蒋去台。

　　恰在此时，西柏坡传来一纸消息。毛主席对来访的颜惠庆说：“吴国桢是好市长，只需他乐意，仍可管上海。”随后回身叮咛周恩来：“你们是旧同学，你来办。”周恩来当即打电报给上海地下党：“维护吴市长，必要时劝他留任。”电报宣布不久，上海党组织就组织专人触摸吴国桢。老同学提议：“留下，和我们一道管好上海，功在社稷。”但是吴国桢摇头：“人各有志，我欠蒋先生一份情。”这句答复，干脆利落，堵住了一切劝说。

　　5月初，他乘军机抵台北。名义上担任“台湾省主席”，实则需求在有限自治与蒋家中心之间维系平衡。前半年，他雷厉风行整理盐务、废弃特权烟酒商号，民间点评不错；可没多久，蒋介石就对他心生猜忌：权利会集、口碑太好，都或许孕育要挟。加之“二·二八事情”余波未平，蒋家对当地派系已高度警觉。所以吴国桢出门被盯梢、电话被偷听，甚至连秘书都被换成“特案组”安插之人。

　　1952年那次轮胎事情后，他判别：继续留台或许只剩两条路——被幽禁或被清洗。宋美龄当令出头，帮他请求赴美“看病”。蒋介石面带笑容同意签字，却在党务体系里留下四个字：调查，约束。飞机起飞前，吴国桢回头望向松山机场，心里再清楚不过，这一别，恐怕是永诀。

　　到美国后，吴国桢在普林斯顿、哥伦比亚教学我国近代史，又连续宣布数十篇文章，揭穿台北高层贪腐、内控、黑名单准则。蒋介石盛怒，命令开除其党籍，并冻住他在台财物。两人旧日“君臣相得”的联络就此撕裂。面临媒体诘问，吴国桢只说：“前史终会给每个人一个价格。”寥寥十三字，像是冷冰与火焰的混合物，听者心底发寒。

　　意外的是，他对北京并不排挤。1970年代末，《参考消息》曾几回引述吴国桢评述我国经济变革的文章，内容相对客观，这让一些老朋友从头搭起联络。1984年春，宣布约请，欢迎他回国到会35周年国庆。4月，他致信回覆，写道：“能见到故交，同饮长江水，是人生快事。”信纸周围还画了一个小小的梅花，笔迹稳健。

　　六月初，一场出人意料的心脏病发生夺走了他的生命。纽约贝塞以医疗中心的病历显现，抢救继续不到二十分钟。他最终一句话据护理回想：“上海的梧桐叶该绿了吧。”这一句，没有政治，没有恩怨，只有人到晚年的乡愁。

　　吴国桢的轨道，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极为稀有：汉口市长、重庆市长、上海市长，又到台北省府最高长官，先后掌握四大中心城市；前半生被蒋选拔，后半生揭蒋矮处；早年与周恩来同窗，晚年等待重返故乡。许多人点评他“墙头草”“投机者”，也有人替他辩论“墨客意气”。前史并不急于盖棺，只把这一切整理成档案，放在时刻长卷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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